再游南溪同应驾部徐比部赋 其一

　　写诗如绘画，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，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。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，使一幅画有“景深”，有层次，显得立体化。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读李东阳《游岳麓寺》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。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。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（268）。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，留下了“寺门高开洞庭野，殿脚插入赤沙湖”的诗句。明成化八年，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（长沙附近）省亲，游岳麓山，写下上面这首诗。

　　“危峰高瞰楚江干”，岳麓山拔地而起，山势巍峨。岳麓寺在半山腰。诗人盘旋攀登，终于走上寺来。他兴奋的喊出声来：我现在站在“危峰”上向下看，啊，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！“危峰”，已见山峰之高，又用居高临下的“高瞰”二字，更显出视野的广远，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。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，人在“危峰”，是近景，距岳麓山六华里的“楚江”（即湘江）自是远景物了。

　　接着诗人收回视线，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。自己身在“危峰”，却顾所来路径，不禁发出一声惊叹：“路在羊肠第几盘？”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，不知拐了多少弯儿，才进得这座古刹呢！

　　诗的头两句，写登高、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，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。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，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：“万树在杉又径合，四山风雨一僧寒。”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，满山都为稠密的在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，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，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。李东阳游岳麓山时，已是“长沙地湿开将暑”，而在此山中，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。诗人不由驰骋想象：当风雨如晦之日，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、清寒啊！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，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。接着，诗人又转移视线，游目山外了：“平沙浅草连天远，落日孤城隔水看。”诗人放眼远眺，入望尽是平沙浅草，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；隔着湘水而望，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。这两句诗写出了“长沙千里平（韩愈诗句）”的地理特点，湘江沿岸、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，从岳麓山上望去，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，看去有似“孤城”了。

　　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，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，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，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，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！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，回北方古城北京了。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，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，仿佛北京、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。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，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，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。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！

　　李东阳年轻时，“台阁体”诗风还相当盛行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、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。李东阳步上诗坛，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。从这首《游岳麓寺》也可看到这种迹象。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，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，最后却被“鹧鸪声声”把它点破了。李东阳游岳麓山，是生平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然而他深深爱它，永远不能忘记它。他逝世前，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《怀麓堂集》，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。可见其一片深情了。

　　《游岳麓寺》作为一首山水诗，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，要“位置经营”上很有讲究。我们从结尾“鹧鸪声里独凭栏”句，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，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，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，再由远及近，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，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。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，有“高远”、“深远”“迷远”“幽远”诸多分别，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，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！

　　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。呜呼，亦盛矣哉！

　　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？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

　　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赀财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，问：“谁为哀者？”众不能堪，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，公之逮所由使也；吴之民方痛心焉，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。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。

　　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头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

　　嗟乎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；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

　　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，赠谥褒美，显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，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？故余与同社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
　　贤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吴公，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
　　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，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。全文以"义"为核心，成功地运用了记叙、议论、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。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“激于义”，开篇抓住一个“义”字。五人是为义而生，为义而争，最后为义而献身。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──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可以说，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。

　　明代大奸臣、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，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。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。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。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，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，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。

　　“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”大义凛然，惊天地，泣鬼神!语言简练生动，铿锵有力。

　　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，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。“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？”在阉党横行天下，炙手可热之时，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，甚至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。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，无所畏惧，视死如归。应该说，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，因为他们不在其位。但五人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，并且慷慨赴死，义无反顾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。而那些身在政位，吃民膏、喝民血的“缙绅”，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，变节了。作者问道：“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?”这一问，多少缙绅无地自容?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专横跋扈，“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?”张志新，一个普通女干部，坚持真理，宁死不屈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也有许多人投靠“四人帮”，出卖良心，出卖人格。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。

　　张溥认为：“大阉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”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读此段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所写的句子：“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干练坚决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感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殒身不恤的事实，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，虽遭阴谋秘计，压抑至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此罢。”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，不，是用生命写成的。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　　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。本段夹叙夹议，反复对比，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。作者将“高爵显位”的辱人贱行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，从而提出“轻重固何如哉”的问题让读者思考。接着，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，从而揭示出“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”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。读者至此，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那句名言──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五人之死，重于泰山，与日月同辉，与山河共存。

　　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，但以“由是观之”领头，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，而是由此及彼、层层深入的关系。“是”是一个指代词，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。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，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，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。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，揭露了“今之高爵显位”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和“五人之死”相比，“轻重固何如哉”?苟且偷生，轻如鸿毛；仗义而死，重于泰山。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。

　　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，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“五人”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。从正面说，由于“五人”“发愤一击”、“蹈死不顾”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，因而“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。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”。从反面说，“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?”应该指出：这不仅是就“五人”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，而且是就“五人”之死在“四方之士”“豪杰之流”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。“四方之士”“过而拜且泣”，“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”，不正表现了对“五人”同情、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?而号召人们向“五人”学习，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，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

　　这篇文章题为《五人墓碑记》，歌颂“五人”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。但社会是复杂的，事物是互相联系的，要孤立地歌颂“五人”，就很难着笔。张溥在这篇文章中，与“五人”相对比，不仅指斥了阉党，还暴露批判了“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”和“缙绅”“高爵显位”等等；与“五人”相映衬，不仅赞美了周顺昌，还肯定了“郡之贤士大夫”。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，才充实了歌颂“五人”的思想内容，加强了歌颂“五人”的艺术力量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《柯敬仲墨竹》首联以议论出之，谈画竹的难易繁简。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“简”。笔简，脱去形似的画风，力追写意，更能实现其气逸、其格高，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。“莫将画竹论难易”，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，因为其中道理深沉，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，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，所以此句的“莫将”，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。“刚道繁难简更难”，这句中有两个分句，一个“刚道繁难”即硬要说繁难，因为“繁难”是简单的道理，所以才一口咬定，实是“知其一，不知其二”。二是“简更难”，尽翻前四字之案，“简更难”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，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。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　　前二句皆议论，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，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，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，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。“君看萧萧只数叶，满堂风雨不胜寒”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。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，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，让人感到真境逼人。柯九思所画竹，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、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，可见简便非易，数叶的竹虽简，但却是以虚写实，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。数叶之竹，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，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。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。

　　从艺术手法上， “君看萧萧只数叶，满堂风雨不胜寒。”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：一是作用于听觉，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。这是耳朵发生错觉，可见画的简而妙；二是作用于肤觉，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，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，再见画的简而妙。从炼句上看，通常形容“只数叶”，用“寥寥”也合律。而诗人却用了“萧萧”，这就不但绘形，而且绘声。这是风吹竹叶、雨打竹叶之声，于是三、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。如换着“寥寥”，也能过得去，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。从语气上看，用了“君看”二字，与首句“莫将”云，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，像是谈心对话。

　　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，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，意象与画论结合，诗情与哲理交融。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。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，诗画相得相彰。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，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，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。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，主要是写意，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，制造出一种萧疏、凄冷的氛围。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，下联则是具体印证：简笔，不是简率，而是在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。

　　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，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，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咏雁的诗通常借秋雁南飞的形象，抒发在北方的游子对南方家乡的怀念，以及对北方艰苦环境的厌倦。这首诗却相反，塞北虽苦，但终究是故土。这首诗构思别具一格，主题更上一层楼。

　　诗歌首句从春到衡阳切入，语气中充满欢欣。诗人一开章就说“春风一夜到衡阳”，仿佛“一夜”之间就可以完成从冬到春的岁序交替。乍看起来，好像有悖于常理，仔细一琢磨，这洋溢着人们对暖风乍至、大地春回的轻松喜悦之情，也从侧面反映了雁儿正久久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，因而对此特别敏感，暖风初至，便喜不自胜。

　　第二句“楚水燕山万里长”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大雁并不是因此赢得舒缓喘息的时机，而是产生急切离开的归念，忖量着“楚水燕山”的漫漫征程，准备立刻从楚水之畔飞回燕山之旁。这一层跳跃，写出大雁归心的急切，可说是“闻风而动”，绝无犹豫。“楚”，当然是指大雁生活的南方；“燕”，却是寒冷的北国，山水互文见义，正说明从南到北，这中间，要经历千山万水。“万里长”显示了大雁征程的遥远。而此时的江南，春色佳丽，正好流连。对此，人们心头困惑自然转化为对大雁的质疑，不但诗人要“怪”，连读者也要“怪”。

　　后两句当然是大雁的回答“莫怪春来便归去，江南虽好是他乡。”诗人用托物咏怀的手法，借春雁的口吻表达强烈的思乡情感，当然是可以理解的；可是王恭是福建闽侯县人，江南本来就是他的故乡，他却说“江南虽好是他乡”，由此看来，诗中的“楚水”、“江南”并非确指某个地域或方位，只不过是一种借代性的语句，指的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朝堂。因而本诗的主题不是表现对故乡的执着的爱，而是表现了诗人想辞官归隐、遁迹林泉，寻找自己精神憩息的家园，也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官，愿过渔樵隐逸生活的意趣。

　　本诗独特之处，在于它的取向不同，不写秋雁南归，寄托羁宦北方的士大夫对南方乡土的思念，而是写春雁，在春风吹到衡阳时，不计从“楚水”到“燕山”的“万里”之遥、程途之苦，坚决要回艰苦的北方去。诗旨不在于区别南北地域，而重在表现不留恋温柔富贵的官场，甘愿终老田园过吟啸自得的清高日子。

　　诗歌四句的结构，从弃优就劣这一违背常情的举动，引出疑问，而后归结到全诗的中心，有助于将主题表现得更鲜明，艺术手法上从反常突出正常，在引起惊诧后再以拟人的口吻亮底，加强了艺术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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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春草》是杨基的代表作，写于南京。融融春辉，激起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沉思。却又寓情于景，自然流出，不着痕迹。

　　首联“嫩绿柔香远更浓，春来无处不茸茸”，以写实领起，春天来了，到处是一片葱茏的绿色。柔嫩的芳草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，沁人肺腑。极目眺望，只见越往远处，草色越是浓密，仿佛整个宇宙都浸透了浓浓的春意。此时此地，游子的心情又是如何呢？

　　颔联“六朝旧恨斜阳里，南浦新愁细雨中”，翻空。写出两种不同的愁滋味。上句有芳草斜阳想起六朝旧恨，与唐代诗人韦庄的名句“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”（《台城》）出于同一机抒。下句由细雨春草想起南浦伤别。这两句一句吊古，一句伤别，情景不同，却都是因春草惹起的愁思，隐含了诗人对人生的感慨，立意恰与李白《忆秦娥》同。

　　“近水欲迷歌扇绿，隔花偏衬舞裙红”颈联回想到眼前景物，在迷离的草色中，我们仍可看出六朝烟花歌舞的痕迹。在诗人眼里，水边的春草和野花似乎都变成了当年的歌扇和舞裙，当年的歌扇和舞裙又化作了今日的春草和野花。历史与现实奇妙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部梦幻般的图画。

　　“平川十里人归晚，无数牛羊一笛风”，结尾两句翻出新意，平川十里，牧入暮归，在茫茫的草色中，只见无数牛羊在慢慢蠕动，晚风习习，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声。六朝旧梦已完全隐去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幅充满了田园气息的牧人晚归图。

　　从整体上了。这首诗以春草为题，借题发挥，写出了诗人对生命意义哲理性审视，以及他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朦胧追求，同时，又笔笔紧扣主题，几乎每一句都有春草的风情在摇曳，意境隽永，余韵不绝，不失为写景咏物诗中的珍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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